赵春水：从天津到济宁——文化集群如何带动区域发展

赵春水

日本工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勘察设计大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建筑分院院长

摘  要

从天津文化中心、滨海文化中心到济宁文化中心，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接了一系列文化巨构、文化建筑集群类的项目的规划设计。针对此现象和具体的规划、设计策略，我们采访了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赵春水。

采访：徐抒文

编辑：田园，郑昕

访谈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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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天津滨海文化中心组团项目的规划设计，较之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这中间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赵春水：在2003年滨海新区核心区规划中，对于城市结构的考虑是将中央大道作为城市轴线，串联八个重要的功能节点。由于中央大道两侧现存和规划了大量住宅用地和铁路货场用地，导致城市公共空间分散，并没有体现城市设计的思想。

2006年的规划通过中央大道串联了3个新划定的功能区，以及紫云公园和于家堡半岛公园，对其沿线的公共空间也进行了有意识的规划，将大量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商务办公用地汇聚在两侧，清晰地体现了城市设计的思想和布局手法。

一些重要的公共设施的选址和规划也按此思路逐渐展开，以进一步完善滨海核心区的功能，改善以金融、商务、居住为主而市民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的现状，形成带动周边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引擎——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就是滨海文化中心。

滨海文化中心城市设计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文化中心的设计经历了2011年和2013年两次国际方案征集，并对其间三个阶段的城市设计进行比选探讨。天津规划院在其中承担了滨海文化中心的城市设计任务以及滨海图书馆和滨海科技馆的中方设计团队，我们的设计工作包含文化中心建筑群的总体设计及建筑单体的部分概念设计、施工图设计两个层面。

滨海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经9年，最终打造出一个功能复合、尺度宜人、富于多样性的城市场所，使宏大的城市愿景和结构更加清晰，尤其是占滨海文化中心总用地面积70%的中央公园的完工，明确了滨海新区核心区“黄金十字”的城市空间结构。

文化综合体、中央公园与南端于家堡城际车站以及滨海地标——罗斯洛克大厦遥相呼应，强化了中央大道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市轴线的作用，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之一，实现了总体城市设计中“在城市轴线上汇聚最高级别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设想。

天津滨海文化中心区位关系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AP：以天津为例，您如何理解“文化中心”类项目对城市的意义？在形式上，文化建筑是否需要承载着“城市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或仅仅是在空间使用上为市民提供公共活动空间？

赵春水：“形式”与“空间”是与现代建筑伴生的对立统一的整体，城市文化建筑既要作为公共空间来满足市民的文化休闲需求，又要承担城市文化象征的责任。打造城市IP是各地方追求的目标之一,而我们认为城市IP可以分为视觉与精神上两种。

如今，创造新的象征往往被挖掘传统所代替，人们习惯于重复既有的或熟悉的概念符号，从而忽视去创造面向未来、具有时代特色的形象。这种倾向使寻找城市文化象征成为对过去无意义的回忆和对未来迷茫的张望。

在新一轮城市建设浪潮中，以文化集群建筑中心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或新城区人气带动策略不断地在国内城市中涌现。众多文化建筑和公共建筑所形成的合力，以及文化中心或市民中心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被越来越多的政府接受；而文化中心本身也成为政府运用场所塑造城市公共形象的重要举措。正因如此，公共文化设施的集群式设计也常被认为是城市管理者的工具，这也是文化设施集群建设的重要因素和趋动力。

滨海科技馆正立面鸟瞰图 © 战长恒

文化中心大多随新城建设，与部分行政功能一起，在土地财政模式的推动下拉动新城开发。除了文化中心所带来的合力和人气影响，政府更希望通过文化建筑和公共设施集群对周边地块开发带来双重利好的趋势，汇聚人气、塑造城市文化品牌。

国内的文化设施是政府——文化部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每个场馆都有自身的事业人员编制，通过政府财政拨款保证场馆的运营维护，而不同文化部门所辖的场馆又归属独立的财政程序。滨海文化中心则做出了一次大胆的创新，突破了这种传统建设思路，将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和文化功能进行整合，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联动起来，通过城市配套功能的互相补充和集成设计，形成人性尺度、丰富多样的文化综合体空间。

随着滨海文化中心方案的演变，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一个理想的城市愿景和清晰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大意义，它由一个个具体事件和项目构成，形成的过程漫长而艰苦。项目的演变过程是对整个城市空间循序渐进的思考和梳理，这种持续的积累和不断完善的逻辑对城市至关重要。

滨海科技馆室内光照 © 战长恒

AP：从天津文化中心、滨海文化中心到济宁文化中心，在设计思路上经历了哪些转变与提升？其在全国大型文化中心或综合体项目中，占有怎样的角色？

赵春水：以济宁文化中心为例，从投标到开馆历时七年（2013—2019）建成的这组文化建筑，是我们团队专注文化综合体十几年中完成的第三组作品。每当面对同类项目，我们不是照搬原有经验进行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具体需求、场所条件和发展趋势，进行大胆的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从天津文化中心、滨海文化中心到济宁文化中心，我们在延续从城市整体出发思考建筑与城市关系的同时，不断完善业态，使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的功能转换；在空间上不断创新，确保技术与形式的统一；在布局上不断强化，体现自然与人工的和谐，最终实现了文化综合体从1.0、2.0到3.0的逻辑进化和整体跨越。

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视角来看，天津文化中心、滨海文化中心和济宁文化中心的方案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不同背景下做出的综合选择。针对文化中心建设这一时代需求，对其发生、发展的持续思考，需要从社会需求及内生动力方面，探索其演进逻辑和持续发展的可能。向着适应需求的方向发展与提升是我们在实践中反复总结出的认知与共识。

济宁文化中心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 战长恒

AP：从政府规划与开发的角度来看，天津与济宁的项目所在片区分别与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有着怎样的关系？

赵春水：滨海文化中心基地为原永利碱厂旧址，碱厂创办于191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制碱工业的先导。从“老碱厂”到“文化中心”，百年工业记忆被传承延续，也填补了滨海新区高品质文化生活缺失的空白。滨海科技馆的设计初衷主要考虑到场地的历史因素，为了呼应地域记忆，抽取了锥形圆筒的体量符号，作为方案概念的起源，再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手法再现了老碱厂的光辉岁月。建设团队也给科技馆取了个小名，叫“大烟囱”，纪念象征工业文明的冷却塔。滨海演艺中心则根据原始基地形态，与文化中心整体的位置关系，结合滨海新区未来发展的趋势来设计。其建筑造型以航母为隐喻，外檐三角形不同材质的幕墙隐喻波光粼粼的海洋，三角形建筑基地则代表着三角洲即滨海新区。

天津老碱厂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建造中的滨海文化中心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济宁文化中心选址在新区的太白湖畔，紧临政务中心和体育中心，是引领济宁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济宁的运河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运河之都，孔孟之乡”是济宁人民引以为豪的家乡印象。新的时代给予了济宁新的发展契机，如何再现历史上文化繁荣、商业发达的场景，是当今济宁人共同的追问。济宁文化中心的建设承担了时代赋予的责任，开创文商结合的新模式，传承运河文化，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用现代空间的叙事方式展现古代文化哲理，将抽象的人生感悟在空间体验中传递给现代人群，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表达的一种尝试和探索。

AP：在城市设计阶段，天津滨海文化中心和济宁文化中心组团项目如何回应城市空间？

赵春水：天津滨海文化中心在紫云公园一侧，紧邻解放路。其内部通过文化长廊连接各个文化场馆；外部则通过地下通道在东西方向上连接城市主干道，并形成与地铁的零换乘；地面上的内部公共通廊设计，将城市道路系统自然地引入室内，形成与城市步行系统的无缝衔接。文化长廊与街区的尺度相呼应，使以文化长廊为首的公共空间成为城市街道的外延与拓展。通过对集群整体的空间设计，室内的公共空间系统与城市的步行体系合为一体。

济宁文化中心坐落于太白湖东侧，利用架空平台连接文化建筑与商业综合体。平台的存在既解决了物流、停车、基础设施等与文化建筑争夺空间的问题，同时又提供了分享自然资源的机会。平台同时连接了文化综合体与城市：由于场地东侧是住宅区，单体的布局需要预留从东侧开始的视线通廊，并结合步行尺度和整体场所塑造步行系统，将人流引入湖畔，这也是文化综合体的设计指导原则。文化综合体不会阻碍城市其他区域与太白湖的联系，而是将太白湖融入城市生活，为市民提供全新的湖畔文化生活体验场所。

济宁文化中心总图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济宁文化中心群艺馆与图书馆 © 战长恒

AP：与天津文化中心相比，滨海文化中心的设计理念有哪些发展？

赵春水：至2012年底，天津文化中心已投入使用一年有余，成为了天津最具人气的公共场所之一。但欣喜之余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空间尺度和建筑体量过大、功能相对单一、室外空间在冬季缺乏活力、利用率不够高等。这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国内大型文化设施的“普遍缺憾”。经过反思，我们决心在滨海文化中心实现突破，为市民创造既能融入自然又能享受繁华城市生活的双重体验空间，在保持中央公园完整性的同时，建立人性尺度的文化长廊串联各文化建筑，从而形成文化综合体。这其实是一次全面的转变：

首先，从专属功能转变为复合功能。在功能布局上，滨海文化中心不是简单地通过长廊串连功能单一且孤立的文化设施，而是由多元复合的若干功能区共同组成综合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满足市民吃、住、游等需求的综合性城市空间。在功能上，每个文化建筑单体从整体考虑，在一层临长廊公共空间的一侧，设置商业空间开口，以增加长廊的商业属性。

第二，从宏伟空间转变为宜人尺度。滨海文化中心以文化长廊联系各文化建筑单体，突出塑造宜人尺度；半室外的空间也更适应北方气候特点，保证四季皆宜的舒适体验，而长廊内部也可组织丰富的文化、商业活动。文化综合体衔接了城市街区步行系统，与公园建立便捷、无交通阻断的连续步行体验。长廊成为连接城市与文化建筑单体间的纽带，同时主动且弹性地承接从各单体建筑的传统功能中衍生出的新需求，和城市街道生活的社会需求，其存在证明了足够弹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对城市文化生活的有力保障。

美术馆与文化艺术长廊相接 © Christian Gahl

第三，从一次性开发转变为灵活运营。我们希望在政府主导下创新机制，吸引多元投资，让文化融入整个城市生活，更加适应市场化发展，完成从先期以文化功能为核心，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文博功能的拓展。政府资源、社会化运营给文化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赋予了新的生机，让城市文化自我生长成为可能。

AP：天津滨海文化中心的“五馆一廊”由不同事务所和设计院完成，请问各院的设计怎样做到相互呼应或遵从总体方针的？彼此是怎样合作的？

赵春水：滨海文化中心“五馆一廊”分别由不同外方单位与中方设计公司共同合作设计，如图书馆由荷兰MVRDV建筑师事务所与天津规划院负责，科技馆由美国伯纳德·屈米建筑师事务所与天津规划院共同完成。

集群设计是保证滨海文化中心各个单体设计品质的有效工作制度保障。在集群设计中，各建筑单体的负责单位共同工作，按照总体城市设计制定的导则来进行深化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如各单体高度控制在30m以下、单体间距保持18m、长廊高度与单体檐口高度持平等，都是经各家负责人反复对比方案之后，形成共识，再落实到实施设计中的。

天津滨海文化中心“五馆一廊” © 战长恒

天津滨海美术馆西北侧立面 © Christian Gahl

在规划、建筑设计项目中，可以将现有的合作模式涉及以下四个方面：联合设计、深化整合方案、在地设计协调和衔接法定规划。同时，不同的设计阶段分别采用不同侧重的分工方式进行协同设计。这区别于以往外方建筑师做概念设计，中方建筑师做在地设计及法律法规衔接的单一方式，真正实现了中外建筑师的合作，共同完成概念与形式相统一、文化性与地域性兼顾的建筑设计方案。

例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图书馆就属于联合设计类型。MVRDV主要负责开始的方案构思、概念方案、初步建筑体量关系；本地设计院利用自身优势，与业主或甲方进行密切联络与沟通，建筑分院主要在功能组织、平面排布、整合法律法规要求等方面发挥作用。

这就要求中方建筑师在设计中充分把握主动权，在尊重方案的前提下，预见可能面临的功能使用、设计规范、结构等方面的问题——问题暴露的越早，对完成一个完整的方案越有利。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工作并完成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否则，中方能够发挥的作用只能是概念方案结束之后，对方案进行机械的修改与破坏，既发挥不了中外合作设计的优势，也不利于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AP：您如何看待当今大型建筑中，功能与形式分离、设计与运营割裂的情况？

赵春水：在参与文化中心项目时，我们首先致力于一种使用与设计的结合方式，再展开设计和进行方案的实施，以避免无需求或无市场的设计给运营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浪费。针对“设计与运营割裂”的状态，在我们参与的文化建筑案例中，我们提供的策略是协调馆际间的综合使用。如天津文化中心，在各个场馆的管理之上，还有一层文化中心整体协调和管理办公室，来负责文化中心的整体运营和宣传，统一协调具有不同文化需求的建筑，以便在遇到多场次的文化讲座及展演时更好地协调资源。

在举办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的室外舞台成为新领军者年会的主会场，各个文化场馆也分别在不同时段设有不同题材的讲座与展示，极大地提升了整个天津的城市文化形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运营在几乎零编制、零补贴的情况下，取得了2014年全国剧场活力十强的成绩，这不仅推动了与其他文化建筑的互动成长，也成为文化建筑集群建设里的典范之一。

AP：从天津文化中心到济宁文化中心，您如何平衡文化类建筑中的商业功能？

赵春水：文化消费是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潮流，也是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的现实要求。各地方政府正是看到社会需求与城市发展的双重利好趋势，纷纷落地文化类项目。然而对新需求的规律研究明显不足，单一的文化类建筑仅通过简单堆叠来增加体量以应对为市场的需要，却无法解决文化设施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和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化中心建成之日即文化场馆荒废之时。

在设计实践中，我们按照文商比例将文化中心或市民中心分为两种类型：文化公园型和文化航母型。第一种文化公园型文化中心多以文化建筑为主导，文商比例多在9 : 1或8 : 2，如天津滨海文化中心的文化事业部分为190,000㎡，商业或文化产业部分为30,000㎡。而对另一种我们定义的文化航母型文化中心，其文化事业与商业的比例是3 : 7或4 : 6。

在投入使用几年后，天津文化中心呈现出全时段的使用状态，尤其在每天的结束时间，商业建筑、剧院、广场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聚集。而济宁文化中心的规划和策划，从一开始就关注了它将要面临的区域活力问题。通常情况下，文化中心在综合了各种文化建筑后，形成了集群式或综合体两种模式。然而，这两种模式都使得项目的内向性强于外延性，不能很好地与外界发生沟通和互动，仅仅依靠项目自身的多样性也不足以和周边区域产生共鸣和协同发展。

天津文化广场鸟瞰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大尺度的空间和建筑体量 

©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设置文化中心的目的，是在旧区建设中为旧区增添形象，在新区建设中则通常作为区域发展的发动机。项目内会设置包括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在内的不同功能配置，在保证专业化文化设置的同时，满足人们在项目中快速获得所需服务及体验的需求。因此，在梳理了济宁的商业模式后，我们认为传统商业在济宁城区业已饱和，中心城区的人均商业面积已达到1.94m²每人，而国际通用标准为0.8—1.2m²每人。同时，基于孔孟之乡、运河之地的文化渊源，需要有别于单纯文商综合体模式的比例配置。为此，我们提出文、商、旅三者融合的文化中心运营模式，借助文化中心项目打造都市旅游核心，促进消费资源增长，带动文化中心文商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滨海文化中心为应对文化场馆活力不足的普遍现象，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塑造，在有弹性的设计中充分考虑未来潜在的商业需求。从建成效果看，包含多种商业行为的公共空间，成为了文化中心最具活力的场所；公共长廊的存在也为文化建筑提供了对接城市的触点，不但连接了城市开放空间，也使得商业与文化共生，创造出“文化+商业”的第三种模式作为空间载体和活力中心。

天津滨海美术馆西侧立面 © Christian Gahl

AP：国家正在大力推广全过程工程咨询与建筑师负责制，三个文化中心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天津市规划院在三个项目中同时担当规划师和建筑师的角色，有什么心得体会？

赵春水：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权威文件，鼓励从“碎片化”转向多种形式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市场化发展。而“全过程”的本质就是对目标、方法、团队等方面进行“集成”。

三个文化中心都采用集群设计的方式进行组织，并开展从方案设计、深化设计、施工图设计到后期服务的系统性工作；组织责任建筑师负责设计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在充分给予建筑师权利的同时，严格要求建筑师提供优质服务。从2009年到2019年，我们一直在做全过程工程咨询的相关工作，在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全过程咨询对设计单位的极高要求，尤其是对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来说，需要拥有包括技术、经济、管理、法务等在内的全面知识系统，和丰富的现场经验与强烈的责任心。

在三个文化中心项目中，我们既是总规划师单位，又承担了其中至少一个单体建筑的设计工作，这种多元化的角色对人力安排提出极大挑战。而有利的是，总规划师单位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可以事先在内部征求建筑师的意见，这样就化解了规划与建筑之间的专业隔阂，使总规划师负责制得以顺利落实；同时，建筑师可以将实施中对规划的调整建议及时反馈给总规划师，以避免规划的被动返工，提高了工作效率。总之，经过了三个文化中心的项目实践，我们团队总结出一套完备的全过程咨询流程，对今后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的推广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

本文图片由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Christian Gahl、战长恒 提供

新媒体编辑 / Sai

视觉 / 李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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